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

上海财经大学邵伟:区块链金融是非接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比特币日报讯,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邵伟在国际金融报上刊文称,未来,随着长三角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加快建设,长三角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将更加成熟,应用也将更为广泛。邵伟建议,加快建立长三角区块链战略联盟。区块链金…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文|杨溪

1、25岁的焦虑

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家之后,薛兆年就没再出门。接下来的那两天,她几乎都在床上度过。那是一张普通的双人床,床头是铁架子,摞上几个枕头和靠枕,醒着的时候,薛兆年就靠在上面,看了几部电影,又读了一阵小说。姿势变来变去,最后还是躺平了。

房间只有11平方米,除了床,还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柜。这套房子原本是两室一厅,客厅改成一间卧室后,摇身一变成了三居室,塞进了薛兆年和另外两个男生。他们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

星期一早上,室友们先后起床,洗漱,出门。到了9点钟,薛兆年按掉闹钟,打开QQ音乐,连上蓝牙音箱。又眯了几分钟,她才爬起来,洗漱,化妆,换衣服,最后关掉音乐,打开窗户,转身出门。走到大门外,拎起堆在门口的外卖垃圾,不多不少,刚好六顿。

来北京将近四年,这不是薛兆年第一次这样过周末,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结束了9个小时的工作,薛兆年叹着气回味那个周末,最后吐出一句,“整个人像废了一样”。

睫毛膏泄气地在她的眼睑上晕开,但这仍是一张漂亮、生动的脸,眼里偶尔闪现着露珠般晶莹的光。大学时她学的是话剧专业,毕业后自觉天赋不足,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当了北漂。前后搬了近十次家,换过N份工作,目前在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做市场。

十多天前,薛兆年刚刚过完25岁生日。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年龄让她非常恐慌。

“我很多同事都是96、97、98的了,一茬一茬的人上来,他们比你做得丝毫不差。”她担心,如果在职业上不能有一个较大的突破,用不了两三年就会被淘汰。她在寻找规模更大、发展速度更快的平台,但是,面试时HR问得最多的还是年龄、婚姻、生育等问题。

薛兆年说,她知道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企业有自己的顾虑。但讽刺的是,她还没有男朋友呢。她遇到的男性都喜欢年轻姑娘——之前有点暧昧的男生还是二十七八岁的,现在都是三十出头的,他们一张嘴就是“哇你都25了,年龄挺大啊”。她只能在心里默默翻白眼:去你大爷的。

“女生25岁就开始变老了,要走下坡路了,要长鱼尾纹了,你买的护肤品都要从平价的开始往贵妇的走了……”听到身边所有人都在暗示她,25岁是“老阿姨、老女人”,薛兆年开始为工作、婚恋一系列问题而感到焦虑,包括居住环境。

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希望能在三年后,28岁的时候,收入可以轻松租得起北京的一套一居室。不像现在,连吃外卖也只能缩在那个小房间里,满屋子饭味儿。到了冬天,开窗户又特别冷,所以现在她都在外面吃完饭再回去。

回到家,手机和WIFI连在一起,薛兆年和床连在一起。晚上8点到家——8点躺到床上,一直到夜里12点洗澡睡觉。

“越是在床上待着,越是什么都不想做。”薛兆年说,她有时会随便编个理由,就把价格不菲的健身课鸽了。周末有朋友约她出去,她甚至连微信都不回,电话也不接,哪怕对方是自己喜欢的男生。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薛兆年的房间。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前几天,薛兆年和室友给合租房的大门贴上了对联。

2、一个床位

比薛兆年小两岁的小夏推了推眼镜,郑重其事地描述着她生活里最幸福的时刻:打开b站的吃播视频,捧起一碗刚刚煮好的螺蛳粉,吃到一半,外卖员刚好将炸鸡送到她手上,“香喷喷的”,她忍不住拍了张照片,吃完随手将外卖盒丢到桌边的垃圾桶里,碗里连汤都不剩一口。

一旦心情不好,或者对工作感到迷茫,她就会复刻这一幕。

小夏是陕西安康人,2015年来北京上大学,毕业后找了份新媒体的工作,并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算是安顿下来。

房子很旧,三室一厅,住了4个女孩——小夏和其中一个女孩share一间卧室。卧室布置得像是快捷酒店的标间或是医院病房,靠墙两侧分别顶着一张1m x 1.8m的单人床,一张新,一张旧,中间用一个黄色的老式办公桌隔开,下面藏着一个凳子。床尾的方向立着两个晾衣架,挂满了小夏和室友的衣服,阳台还有个衣柜。满打满算,这个房间不超过12平方米。

小夏睡在那张旧床上。“只是搭起来的一个架子床,你把猪放上去也行。”她自嘲,只有单身的应届毕业生才住这样的房子。房租每月1700元,在她的预算——2000元以内。小夏的老家是贫困县,她在家里的三个女孩中排行老二,是“最惨的那个,还要给我妹存钱上大学。”

毕业前,她曾经幻想自己能拥有一间次卧,哪怕稍稍贵一点。她还想过要如何装饰房间,在淘宝购物车里添加了很多墙纸、彩灯之类的东西,盘算着货比三家之后再下单。可是后来她再也没有打开那些商品链接,“没心情”,她说。

房间的墙上还留着前几任租客生活过的痕迹——撕掉一半的透明胶带,生锈发黄的大头钉,“特别像要拆迁的房子”。小夏不好意思邀请朋友来做客,她想,如果有人看到她眼下的生活环境,一定会觉得“很破败、过得很惨”。况且除了那张床,她也的确没有多余的地方招待朋友了。

合租房里的客厅小得摆不下一张沙发。墙上挂着一台电视,下方摆着一张长方形的餐桌和几把椅子。小夏印象中,她只在刚搬进去的时候,和室友坐在客厅看过一次综艺节目。那之后,她几乎只在煮螺蛳粉的时候才出现在客厅里。厨房太脏,她压根没有勇气走进去——油烟机一看就有年头了,燃气灶也至少用了三四年,上面结着厚厚的一层油渍。

她很早就置办了锅碗瓢盆和米面粮油,但几乎都没用过,“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会每天做饭,没想到我会变成这么不想生活的人。”

大部分时间里,她像薛兆年一样,几乎在床上完成所有活动,除了上厕所。生活在她们眼前,就是一个个不同尺寸的电子屏幕,用小夏的话说,她的业余生活就在“李佳琦、b站和淘宝”这3个APP里来回切换。

“看过《黑镜》吗?每当新的一天开始,男主角就打开一个超大的电视屏幕,吃早餐……”小夏觉得她也像活在科幻片里,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智能,但其实很机械。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小夏约了两个同事去雍和宫烧香——这是她几个月来屈指可数的一次社交活动。去年10月,她在公众号里看到一篇题为《去雍和宫烧香的年轻人》的文章,讲北漂生活的辛酸。小夏想到了自己,惦记着也要去一趟,和佛祖、菩萨说说心里话,“想了好几次,那天终于去了,虔诚地磕了好多头,回去之后发现膝盖都乌青了,疼得要命。”

她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去雍和宫烧香不过是想让自己在生活的碾压下,有机会喘口气。她们这一届,一路听着寒冬的叫嚣毕了业,大部分同学都回老家了,留在北京的基本上都在考研,小夏说,班级里像她一样毕业就北漂的,没几个。

这不是个别现象。一份来自北京市教委的《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当年北京地区高校(含科研院所)毕业生人数近23.5万人,其中近4成选择离京,较前一年增加了0.73个百分点。

“我们这届学生很早就有忧患意识了。”从大三开始,小夏就经常和同学讨论毕业后工作、租房的事情。她甚至设想过自己很可能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为了能够活下去,她只能降低自己的租房成本。

一个具体可感的事实是,小夏身边,像她一样刚毕业只租得起一个床位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大家都是这样子,不过他们可能是跟熟人,我是跟陌生人。”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在生活,“我只是在活着”,她说,语气里不带一丝感情色彩。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不要去正视它,就会当它不存在。”小夏说,她对现状虽然谈不上有多满意,但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不满,日常生活里甚至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每次回家可以煮螺蛳粉吃就很开心,我还会煮云南过桥米线,自热火锅,自热的腊味叉烧饭……还是满足口腹之欲比较重要。”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2019年10月1日,小夏坐在桌子前吃炸鸡、螺蛳粉,看韩剧。她说这是她生活里最大的快乐。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2019年11月,小夏和同屋室友一起煮火锅。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小夏的床,壁纸是前不久室友帮她贴的。

3、室友

工作半年来,小夏经常自愿在公司加班。

“没有生活的人就喜欢工作吧。”她想过,如果有要好的朋友一起合租,自己可能巴不得早点下班回家,一起做饭、打扫卫生。室友们虽然也都不难相处,各有各的优点,但她不太敢主动跟她们说话。大家平常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进去门就关上了,小夏偶尔会开着房门,但除了同屋的女孩,也不可能再有谁走进来跟她说话了。

倘若过了晚上11点小夏还没回家,同屋的女孩会发微信关心一下。“我们算是比较熟了,”小夏说,但还不是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有时候她也会试着和室友说说老家的烦心事,或是抱怨几句工作,但对方似乎总觉得她在“无病呻吟”。

“人都会弱化别人的痛苦。”每次她忍不住和室友吐槽、诉苦,对方就会直言不讳地指出,大家都是应届毕业生,她一个本科生的待遇已经快赶上自己这个研究生了,做人要知足;或者是说“领导对你给予厚望啊,好好干”。

周末大家各玩各的,但大部分情况都是室友约了人出去,小夏躺在床上看剧。如果天气不太冷,她偶尔也会一个人骑车去附近的电影院,看完电影再一个人骑车回家。

在采访中,小夏很喜欢表达,她的音量也大,语速常常快到忘记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但她却说,自己是个特别自闭的人。她很羡慕室友,周末有丰富的社交生活,如果室友肯约她一起出去,她一定会去,但自己绝不会主动迈出这一步。“你喜欢和你去主动接近是两回事”,她怕别人嫌弃她。

薛兆年完全理解小夏的无奈。在她眼里,室友之间是一种尴尬的共租关系,表面上和谐融洽,但是“大家本来就有自己的交友圈,我不想回到家,还要去应付一些事情。”她说,有时候回家就是不想讲话了,只想“葛优瘫”。

薛兆年的两个室友,一个养了只猫叫“小四”,一个养了只蜥蜴叫“森森”。搬进这套房子以后,三个人拉了个群,就叫“小四和森森”。

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将近一年,薛兆年形容自己和室友们的关系,是“不远不近不打扰”。大家早上上班时间不同,晚上下班各回各屋,基本碰不到面。有时在厨房撞上了,室友会跟她客套几句——“呀,你瘦了!”“你也瘦了。”——或者只是交待一句“我那锅没洗,一会儿洗”。

“小四爸”偶尔会在群里约大家吃火锅。叫一次海底捞外卖,锅底加配送费将近一百块钱,如果三个人拼,每人只需要出30块钱左右。海底捞来了,他们就挤在“小四爸”的房间里吃。三个人的房门挨得很近,“小四爸”的房间刚好在中间——就是原来的客厅。

“其实大家一起吃饭,不是因为关系多好,只是因为省钱。”薛兆年耸耸肩。她说,“远亲不如近邻”。

来北京以后,薛兆年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但是大多是名义上的,很少有人真的称得上是“朋友”。她还记得,201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她发烧了,一个人打车去了医院,挂上号,要抽血的时候发现现金不够。当时她靠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就开始哭,也不知道该打给谁——刚来北京几乎没什么朋友,也不可能打给远在山西的父母,远水解不了近渴。“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太惨了。不是因为钱,而是觉得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后来薛兆年鼓起勇气打给了一个同事。并不是因为她们关系好,只是因为同事是公司的行政。薛兆年在电话里试探地问对方能不能给自己送点现金来,对方听到她的哭声,放下电话就打车来了医院。

那之后,她开始健身,希望自己尽量少生病,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

“打110,不然还能打给谁?”

直到现在,薛兆年设置的滴滴紧急联系人还是远在泉州的闺蜜。

“我不能设置我爸妈,因为万一出什么事情,他们是没有办法应付的。”她也不是不想设置北京的朋友,“可是大家上一天班都挺累了,让一个人再去替我操心是一件挺不好的事情。除非未来有男朋友,我会考虑设置他的。”

4、倦怠社会

北京的冬天总是很冷,空气吸到鼻子里有种干燥凛冽的味道。西北风一刮,像冰凉的鞭子在抽打行人的脸。

从城市上空俯瞰,状如不规则五边形的酒仙桥地区,常常堵得令人怀疑时间静止。红墙灰顶的低矮住宅连成片,路边混合着各种通勤工具的轰鸣和尾气,以及街边摊的锅气。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早晨,武伟(化名)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帽子、围巾、手套,在楼下扫了一辆摩拜,骑上车汇入了人流。他是广东人,不喜欢在冬天穿得过于厚重,经常穿一件米色的风衣外套,下摆免不了蹭在车身上,有些脏了。

武伟是96年的,在一家杂志做文化记者,租住在酒仙桥的一套五居室里。室友都是上班族,他不用坐班,白天总是一个人在家,室友们下班又都比较晚,基本没怎么说过话。武伟的嘴角突然上扬,露出一颗虎牙,“可能我和室友90%的碰面,都是我身体不舒服时问她有没有布洛芬。”

他想,如果家里有个客厅就好了,起码大家会偶尔在客厅坐一坐,聊聊天,还可以一起看电视、玩switch……打破室友之间的陌生感,先要有一个可以交流的条件,武伟称之为“先有鸡后有蛋的关系”。而且有个客厅,朋友来也更方便。

2018年春天刚来北京的时候,工作还没着落,武伟辗转在各个日租房和朋友家里,两个月里换了8个住处,“当时真的有一种在城市里流浪的感觉,你也不知道你明天去哪,知道了,就背个双肩包,再拉上个行李箱,塞进你的全部家当,去往下一个暂住的地方。”武伟说,那时候他根本不可能考虑到什么客厅不客厅的,“客厅大都被改成了隔断房。”

现在,他偶尔会叫几个朋友来房间里闻闻他收藏的香水,却也只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更多的社交场景则是在网络上。武伟很喜欢在微信上跟朋友分享生活日常,他说,这样起码可以填补一些线下社交的缺失。

无聊的时候,他也会试着玩玩交友软件,还在豆瓣上发过征友帖,某电视相亲节目的编导看到后,曾发私信邀请他上节目。武伟没兴趣。他发觉,这种网络社交其实“蛮短平快的”,虽然可以认识一些人,但大部分人都不会聊得特别深,基本是一面之交,想要确定一段恋爱关系就更难了,“最后你的社交可能就是不断地在见陌生人。”

线上交友显然与真实世界里的社交并不相同。在没有客厅的合租房里住久了,武伟渐渐发觉,自己变得愈发沉闷。原本他就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的男孩子,交谈时目光总是落在地面上,讲话声音很轻,偶尔有轻微口吃。

不说话的时候,武伟整个人看起来会更放松些。坐在咖啡馆的吧台上,他时不时对着咖啡机的金属表面照镜子,整理衬衫的领口和袖口。他长着一张帅气的脸,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衣着精致,轻而易举就能吸引旁人的注意。

最近几个月,武伟不想继续宅在家里,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后,他会骑上半小时自行车,到8公里外的三里屯,找一家咖啡馆看书、写稿、打发时间,偶尔和店员闲聊几句。时间久了,也会认识一两个店里其他的熟客,互相加过微信,但交流不多。

“北京太快了,你会感觉到这里的人,其实都处于一种特别急躁或者焦虑的状态。”武伟说,他每天都能在路上看到一个画面——所有人一直往前冲,谁也不会停,汽车司机很少让行人,骑自行车、摩托车的人也急匆匆的,“可能大家真的都太忙了,甚至没有时间去做一些跟社交相关的事情,无暇他顾。”

他拿起手边的那本《倦怠社会》,这本书的介绍里说,“竞争性的、效绩主导的社会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多任务处理、用户界面友好的技术正在制造混乱,从抑郁症,到注意力分散,到人格分裂,社会中蔓延着一种普遍的不安情绪。”

话题转到之前被热议的“996”,武伟想象着,如果自己处在这种状态下,肯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了,“只想下班赶紧洗个澡睡一觉,周末能休息的那一天可能更愿意在家里放空吧。”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武伟的房间。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武伟每天骑车都会路过的坝河。

5、Zoe食堂

Zoe的年纪比他们都大,在她看来,年轻人的辛酸,并不完全是因为穷。

“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我回到家就只有一张床,我只能躺着。”Zoe相信生活需要不停地切换场景,在工作中扮演一个社会角色,在房间里做自己,在客厅则意味着要和室友社交,“好像社交这件事,或者说人与人的交流被妖魔化了,变得很难、很复杂,你也不知道对面是人是鬼,话不投机半句多。”

Zoe个子不高,一张圆脸总挂着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公关,每天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去年5月,Zoe结束了一段婚姻关系,一个人搬到三里屯独居。突然恢复单身,她一下子有点不适应,想来想去,决定在家里开一个“Zoe食堂”,对朋友圈“营业”。

“你知道在北京,大家吃一顿家常便饭,是一件多难得的事情。”2010年冬天刚来北京的时候,Zoe连米饭都不会蒸,三餐都在外面解决。一个月后,这个从小饭来张口的长沙人,愣是被北京的餐饮业逼得拿起了炒勺。

Zoe家并不大,只有四五十平,但胜在格局精致,“五脏俱全”。通常你一开门就看到厨房永远有一个忙碌的侧影,要么在洗碗,要么在切菜。

广发“英雄帖”之后,Zoe家的人气逐渐旺了起来。她每周会提前公布菜单,到了周四晚上先把汤炖上,周五一早去买菜,晚上7点钟下班,回家洗菜做饭。朋友们陆续到来,拎着酒、水果或是蛋糕,8点钟准时开餐。每次招待5、6个人到10个人不等,最多的一次挤了11个人。

家里一开始只有两把椅子,没地方坐,起初常来蹭饭的两个人就自己买了两个蓝色的塑料凳子,还在凳子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后来Zoe索性一次性买了8个同款凳子放在家里,“养了一帮蛀米大虫,还会点菜,比如栗子焖鸡,我要早早地开始剥栗子。”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总会聊起工作中遇到的难事儿。Zoe说,在北京很难避开聊工作,各行各业都很难,也有人会吐槽一下单身的苦。偶尔她也会组织大家看个电影,有哭有笑的。

几顿饭下来,很多人渐渐把Zoe家的客厅当成了自己的避难所,遇上失恋、失业哪怕只是单纯地心情不好,都往这跑。吃饭、喝酒、聊天甚至是痛哭,错过了末班车干脆就住下——客人睡床,Zoe睡沙发。

“之前有句玩笑说,全三里屯的人都知道我家门锁的密码。”Zoe经常收到不同的人发来微信,不管她在不在家,凡是到三里屯没什么事情做,就去她家里打发时间。“Zoe食堂”不知不觉变成了“三里屯单身女子公寓”。

薛兆年认识Zoe,是因为一位共同的好友拉了一个微信群,互相安利好物,交换闲置,在这个群里,薛兆年知道了Zoe家的“食堂”。

回忆起第一次去Zoe家,薛兆年打趣说:“那天她(Zoe)低估了大家的饭量,坐得也比较拥挤。”虽然饭菜不是很合她这个北方人的口味,但是气氛非常热闹。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比如武伟,后来成了她的男闺蜜。

有一天晚上,几个人在Zoe家喝酒,薛兆年喝多了,随口说了一句“我操,我都要25了”。Zoe瞥了她一眼,没接茬儿。过了几天,薛兆年收到Zoe发来的一张电影截图,上面有句台词,大意是,25岁还有无限可能。当时她差点哭了。

Zoe也没想到,自己会和大家发展出这样的关系,甚至有人半夜给她发微信说,此刻特别想吃她做的某道菜。Zoe说,来蹭饭的大部分都是像薛兆年一样合租的年轻北漂,可能大家在北京真的都太孤独了,太久没有感受过被人关心、被人照顾、被人爱了。

上个月,Zoe交了新男朋友,又换了工作,搬离了三里屯,“Zoe食堂”不得不告一段落。很多人问她,失去了你家的客厅,我以后深夜该去哪儿痛哭?薛兆年也很怀念在Zoe家赖着不走的那些日子,“吃她的肉,喝她的酒,睡她的床,把她赶到沙发,特别开心。”

Zoe说,可能自己年纪大了,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她知道,对很多年轻的朋友而言,一个人面对这些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在北京举目无亲,可谁又不是呢?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朋友们在Zoe家吃饭。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Zoe(右一)和朋友们。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Zoe食堂。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Zoe和朋友们。

6、共享社区

尽管近两年来,北京的房价不再上涨了,但是对于普通的北漂来说,买房子仍然是一个奢望,租房才是最实际的打算。《中国青年租住生活蓝皮书》的数据显示,2018-2019年度,20-30岁租客占城市租住群体84%,90后占比达到了75%,成为城市租住人群的主体。

然而租房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是那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如何能以适当的价格,拥有一处容身之地,成了一个难题。一些中介公司看准了这一趋势,将整套房子隔成一间一间,分别出租。在那之前,人们往往是借助人情网络,合租一套房子,也共享一部分生活,而现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个的陌生人,各自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好处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空间,坏处之一则是,隔绝和孤独。

租房市场上也曾注意到这一点,并建造了一批共享社区公寓,试图解决年轻人的社交隔绝问题。

在北京三环边上,紧邻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片住宅区里,就藏着一家这样的青年公寓——2015年4月开业,此前曾获得雷军旗下的顺为资本领投A轮融资。

社区里有两栋5层高的公寓楼,布局类似大学宿舍楼。一楼的共享空间分别配备了厨房、酒吧、台球桌和工作学习区,负一层有小型健身房和放映厅。

公寓对租客有一套筛选机制:45岁以上的不租,带小孩和老人的不租,不爱交朋友的不租。此外,房租的价格设置也是一个门槛——4000元起。

“说实话,这个房子并不便宜。”祝森林在这里住了一年半,对这个社区印象最深的,是到处洋溢的年轻气息,院里进出的都是20多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带着50%以上的学校气氛,一点都不死气沉沉,至少不是一些老小区常见的‘老人、孩子与狗’。”他见过有人呼朋引伴在共享空间蒸螃蟹、煮火锅,玩狼人杀,也有人看书学习。

2016年底,他现在的女朋友租了这套房子。房间只有十五六平,长方形的,一进门先是一个玻璃墙的卫生间,往里走是一套“上床下桌”,床比宿舍的要宽,有1.8m,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单人沙发,下面铺了一张小地毯。祝森林说,女朋友当时选这个公寓,主要是看中它的地段好,离公司近。房租接近5000元,算上水电,即使后来两个人合住,也不算便宜。

两栋楼之间有一个小型篮球场,夏天总能看到年轻的姑娘小伙的身影。公寓的运营团队几乎每周都会组织联谊活动,祝森林有一次看到篮球场上出现了一个充气泳池,大家穿着泳装,拿着水枪,“玩得挺嗨。”社区也搞过房门涂鸦大赛,第一名有800元奖金。祝森林的女朋友是设计师,以前画过手绘,那次轻而易举就夺冠了。

两个人谈恋爱以后,很少再参加那些娱乐项目或交友活动,“上班都比较忙,回去能睡觉就可以了。”去年11月,祝森林和女朋友从共享社区里搬出来,租了一套一居室。尽管他很认可社区的年轻和活力,但总觉得气氛大过实用。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祝森林住过的共享社区。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祝森林和女朋友把房间布置得很温馨。 


       
没有客厅只有床:当代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 正午祝森林说,房间里的床像火车卧铺,他坐在床上头会顶着天花板。

7、没有客厅的年轻人

Zoe租房时也曾考虑过搬进共享社区,但在实地考察过一家公寓之后,她觉得性价比并不高——房间非常小,没有生活感。她不喜欢那种样板间的风格,甚至怀疑那些共享空间究竟能不能建立友谊。

在台湾旅行时,她亲眼见到在类似的青年公寓里,陌生人之间几乎没有交流。“那种我们想象的,有一个人抱着吉他弹琴,大家在旁边唱歌的场景,还挺难发生的,想象而已。”Zoe觉得,如果大家连跟室友、同事都很难破冰,很难去建立关系,更何况更大范围的陌生人。

在她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公寓的形态。她回想起身边大部分年轻朋友的状态,就是不想、不愿意、也懒得去了解别人,“有点玻璃心”。

某某说了让自己不舒服的话,就不想再跟他做朋友了;或者某某转了一篇自己不喜欢的文章,就要把他拉黑。“也许有人觉得要精简自己的朋友圈,”但Zoe觉得,一旦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很难交新朋友。“再加上现在又鼓吹一种很独的生活状态,都在讨论怎么把微信对话结束,拒绝被陌生人搭讪。”

她看不惯大家天天抱怨孤独,又不愿意打破孤独。“你孤芳自赏,等着会有人来解救你?不可能的。”Zoe说北京最好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在扑腾,“跟一锅煮沸的饺子一样。如果你的问题是没有客厅,你孤独,那你就去做有客厅的人,去做不孤独的人。”

但她也理解年轻人的自顾不暇,“他们无暇给别人爱,没有耐心去了解彼此的生活。我自己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想让我照顾你、倾听你、陪伴你?”

薛兆年想,也许是因为大家越来越自私了——每个人都只想考虑自己,但同时也需要别人。

当代年轻人的孤独感,是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独生子女的经验、对互联网的依赖、生存的压力、房价……等等,但是这么多问题,都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想不了这么多,能解决的,只能是自己的生活。

到北京四年,薛兆年有了很多“周更朋友”、”月更朋友“。“天天见面该拉黑了,很多人连这样的朋友都没有。”她希望,有一天能在家里和朋友见面、聚会。但现在似乎还不可能。

而且,这些对于目前的薛兆年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她已经在为入职新公司做准备了,“有琢磨这些的时间还不如工作呢。”薛兆年告诉自己,思考这些问题并不能延缓她的年龄增长,也没有办法延缓房租的增长,更不可能提高她的收入,她宁愿将全部的时间投入工作。除了房间小点,她对北漂生活也没有什么不满意。在这个城市,她已经慢慢有了家的感觉。

“反而是每次过完年从家飞回来,落地北京的一刻才踏实。”她说。

—— 完 ——

题图为室友拍的小夏和住在另一个房间的室友的猫。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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